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瞿氏五代遗风
初创阶段
瞿氏聚书，肇自进思（1738年－1793年，乾隆三年至五十八年），其父瞿经商致富，进思好读书，曾授州同知虚衔，然而淡泊功名，不求仕进，居家严教子女，聘请名师于家中授业子侄，培养了后代喜爱读书藏书的优良家风。那时已“柜置经史坟素”，这种耕读传家之遗风为瞿氏成为著名藏书世家奠定了基础。
进思之子瞿绍基（1772年－1836年，乾隆三十六年至道光十五年），进县学就读，后曾署阳湖（今武进）县学训导，被颂为贤明之师，于1794年辞官归里后，便在其父庋藏图书的基础上，“读书乐道，广购四部，旁搜金石”，藏书已初具规模。及至嘉庆年间，藏书已“历十年，积书十余万卷”。取“引养引恬，垂裕后昆”之意，称其藏书室为“恬裕斋”。这一时期，瞿氏藏书已光华初射，可与同时的常熟城内陈揆“稽瑞楼”、张金吾“爱日精庐”两家鼎峙。
发展阶段
嘉庆年间，著名藏书家顾之逵“小读书堆”藏书于1791年后散出；袁廷涛“玉研楼”藏书于1810年后散出；周锡瓒“水月亭”藏书于1819年后散出；黄丕烈“士礼居”藏书于1796至1820年间散出，主要流向汪士钟“艺芸书舍”，一部分藏书便为瞿氏所收藏。自明迄清，常熟一邑之中藏书也在不断辗转流传，钱谦益、冯已苍、钱遵王、毛子晋诸家藏本多为“稽瑞楼”陈揆、“爱日精庐”张氏所有。道光年间，陈氏“稽瑞楼”藏书于1825年散出，张氏“爱日精庐”藏书于1827年后散出。此时，瞿氏已是绍基与其子瞿镛共同致力于收藏，他们遴选陈、张两家飞散之宋元善本，为世所珍者，不惜重金购置，充实自己的书斋，大大发展了恬裕斋的藏书，所以其藏书能“甲于吴中”。
鼎盛阶段
绍基之子瞿镛，字子雍（1794年－1840年，清乾隆五十九年――道光二十六年），幼年就读于家塾，稍长，进县学，为岁贡生，曾署宝山县学训导，未几年辞归。其知识广博，常游于邑中诸名师之门，与名儒黄廷鉴先生结为忘年契友。受其父熏陶，嗜好读书，濡染家学，与其父荫棠之广文志趣不无异同。在其父归天之时，瞿镛年届四十有三，父子两人为私家藏书事业共同经营达二十年之久。瞿镛以藏书为乐，搜奇罗逸更是不遗余力。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前，长州（即今苏州市）汪士钟“艺芸书舍”藏书全部散佚，瞿镛或通过书贾之手，或亲自奔走于市井捆载而归，觅到珍秘之本，哪怕谋诸典当、出售腴田，也要不惜重价购进，特别是悉心搜集著名藏书家流散之旧藏。汪氏藏书来源于黄、周、袁、顾之精椠，“盖瞿氏藏书，历有代数。故宋元精椠与一切孤本、为世人未经见者，瞿氏多有之。”可见当时铁琴铜剑楼藏书已不止十余万卷，其数量之多、质量之高著称于世。由此，“恬裕斋”藏书之富与“天一阁”并峙海内，形成瞿氏藏书的鼎盛时期。子雍先生对尊彝古玩、金石文字无不精研，因收藏铁琴铜剑各一，“铁琴铜剑楼”便由此得名。著名学者孙星衍（字伯渊1753－1818，江苏阳湖人，官山东督粮道，退隐后主钟山书院）亲为荫棠先生书写“铁琴铜剑楼”匾额，此匾至今仍保藏于北京图书馆。
劫难阶段
瞿镛去世后，秉渊昆季隐居奉母，缵承前志，不懈益勤，朝稽名考，露纂雪钞，闻有异书，辄捐重值购之，费千金而不恤，且战乱之时，仍不忘搜集旧藏，“江南各地藏书一时俱出，瞿氏与海源阁购藏最多，故不名一家，而精帙殊富。凡海源阁所以扶摇直上者，亦即铁琴铜剑楼所以发皇滋大也。”可见瞿氏藏书汇聚了吴中二三百年古籍之精华。瞿氏藏书有方，除平时由专人管理外，“每岁必取出一曝”，且曝出有一定时日，所藏书因保存得法而能完好如新，历久不蠹。
护书有功。瞿氏藏书几经劫难，终因护书有力而保藏书完整。
1860年至1864年间，太平军南下，战事纷起。瞿秉渊、秉清两兄弟为保藏书安全，将珍善本分散藏匿。1860年7月，第一次藏于古里北之荷花楼（现属淼泉镇），古里西北之桑坝、香塘角，经部类书藏于古里东北之周泾口（今属碧溪）张姓家中。8月，太平军攻克常熟，兄弟俩忐忑不安，仍恐难保安全。太平军攻克太仓，他们又作第五次转移，至鹿河唐姓家中，复运至定心潭苏姓家中。同治二年（1863年）2月，为更安全计，又择宋元刊本精校汇集十夹板捆载出境，渡江北上，藏于海门大洪镇，这已是第七次迁移了。兄弟俩与季锡畴、王振声两学者辗转跋涉，备尝艰辛，暇时仍校读编目。“宁舍腴田百十亩，不弃秘笈一两橱。”1864年5月，时局趋安定才载运归家。历时四年，藏书虽损失十分之三，但珍善本仅八种散佚。后人还能穷搜不辍，旧物归窠。瞿氏数代为保护珍贵历史文献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。
稳定阶段
第四代藏书楼主瞿启甲，字良士、良耜（1873年－1940年），例奖同知分发浙江，逾年即归。民国改元，膺选众议院议员，曹氏贿选为总统，启甲却金南还家居，匡赞县政，倡筑低区十二市乡圩堤，乡人颂之。在常熟文化史上的又一突出贡献是县立图书馆，把家藏邑人著述录副无偿献给了县图书馆。
启甲自幼濡染家学，继承藏书，竭诚呵护，克缵前徽，兢兢世泽，搜访乡邦文献，增积至几百种，相替镂版刊成瞿镛所编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，并仿留真谱例印《铁琴铜剑楼书影》、《铁琴铜剑楼丛书》，又影印宋元古籍于《四部丛刊》、《古逸丛书》中，对保护古代文化遗产功不可没。启甲护书有功，可见如下磨难。
宣统时，两江总督端方借口保存国粹，以三品京官为诱饵，觊觎瞿氏藏书，命良耜呈进善本秘籍捐于京师图书馆。良耜知其用心，甘冒犯上杀身之祸，与叶昌炽等知交谋划对策，请人花一年有余时间，缮写复本呈送京师，方得息事宁人。据北京图书馆资料记载，1911年6月，瞿启甲呈送钞本50种，后又补钞呈50种。1923年至1928年间，军阀混战，为避横祸，将大部分珍善本夤夜冒艰险载藏于沪渎，赁屋收贮。虽避过军阀兵燹，抗战初期，故居仍遭日机轰炸，铁琴铜剑楼前两进被毁，而善本藏书安然无恙。
1930年间，启甲两度遭受诬陷，一次是常熟有人造谣良耜在沪将书出售日本，售价72万两银元。国民党中央教育部即训令上海特别市政府、上海市府教育局分别查禁，后蔡元培、张元济先生先后发函，证明所控不实，查禁令才停止执行。同年10月，又一次冒出个国民党员郑亚风，向南京政府教育部代电控告瞿氏售书之说，后经蔡元培先生查证，郑亚风者，并无其人，张元济、董康出函担保，浮言终成泡影。
瞿启甲于1915年创设县立图书馆，首任常熟图书馆馆长。他身体力行，慨然以其“铁琴铜剑楼”藏书《十三经注疏》汲古阁刊百册、《四书集注十七史》汲古阁刻二百八十册、《五百家播放大全》瞿氏传钞本、《翰苑书正续》二十四册、瞿氏传钞本《牧斋集外诗柳如是诗》一册、《千金翼方》仿元刻本、《千金方》仿宋刻赤第珍本相赠。“铁琴铜剑楼”收藏珍本文献甚多，启甲亦乐于输助，录副以储之。直到临终还遗言“书勿分散，不能守则归之公”。这就为铁琴铜剑楼藏书善始善终指明了唯一的出路。
济苍（1900年－1972年）、旭初（1905年－1980年）、凤起（1908年－1987年）三兄弟继承家学，竭力护书，特别是凤起先生，自幼酷爱读书，在父亲瞿良耜先生和目录版本学家张元济先生的悉心指导下，研治目录版本之学，终身未辍，尤以鉴别宋元版见长。他曾协同父亲，帮助张元济先生集印《四部丛刊》、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及《续古逸丛书》等巨编，为保存历史文化遗产，推动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。他刻苦治学，潜心钞校古籍，不仅使一大批濒于失传的常熟地方文献得以保存，而且他亲手钞校的古籍堪与劳氏钞本媲美。解放后，社会主义制度为瞿凤起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优越条件。从1958年起，《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汇编》、《书目答部补正》、《藏书题跋集录》、《校注千顷堂书目》等相继出版，这些成就得到了图书馆界的推崇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济苍、旭初、凤起三兄弟秉承父志将一大批珍贵古籍献给国家，现藏北京图书馆，此外还将铜镜献给上海文管会，一批古钱铜器献给了苏南文管会。1976年5月，旭初先生专程从沪返里，将抗战初其父在古里老家埋藏文物情况及方位，向家乡文物部门提供，使铁琴铜剑楼所藏秦汉元印五百余方，以及清代咸丰库银、玉石象棋得见天日。凤起先生晚年十分关心家乡文化事业的建设，他把一批有价值的地方文献献给常熟市图书馆，受到家乡人民的敬仰。 |
